道道網訊 喜大普奔！新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明年起施行

首次明確參與傳銷可行拘！從“驅散式執法”到“全鏈條規制”的治理躍升

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自明年元旦起施行(附草案條文前后對照表)

第三十四條 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的，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;情節較輕的，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

脅迫、誘騙他人參加傳銷活動的，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;情節較重的，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新增條款：

新修訂的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新增的傳銷相關條款(第三十四條)，針對當前傳銷治理中，特別是異地聚集式傳銷的痛點難點，通過明確行政責任的邊界和強化處罰措施，對打擊傳銷活動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、填補法律空白，降低打擊門檻，形成“行刑銜接”的完整鏈條

原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“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”以“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”為入罪標準，實踐中大量未達到該標準的傳銷活動(如小規模聚集、層級未完全形成的初期傳銷)因無法刑事立案而難以規制。而《禁止傳銷條例》雖規定了對傳銷行為的行政處罰(如罰款)，但因異地聚集式傳銷組織“無公司、無產品”“人員流動性強”“參與者不配合取證”等特點，實際執行中往往難以落實。

新修訂的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第三十四條直接將“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”“脅迫/誘騙他人參加傳銷”兩類行為納入治安處罰范圍，無需以“30人3級”為前提，顯著降低了行政違法的認定標準。這一規定與《刑法》形成“行政違法—刑事犯罪”的梯度化規制體系：對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的傳銷行為，可通過治安處罰及時制止;對情節嚴重的，則銜接刑事追責，避免“要么不管、要么重罰”的治理斷層。

二、強化處罰措施的針對性，提升法律威懾力

相較于《禁止傳銷條例》中“2000元以下罰款”的單一處罰手段，新條款創新性地引入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，并根據行為性質、情節輕重設置差異化處罰：

對“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”(核心行為)直接規定拘留(10-15日或5-10日)，直接剝奪違法者的人身自由，顯著提升違法成本;

對“脅迫、誘騙他人參加”(擴張傳銷網絡的關鍵行為)區分“情節較輕”與“情節較重”，分別處以5-10日或10-15日拘留，精準打擊傳銷的“拉人頭”鏈條;

傳銷活動中組織者、領導者是核心加害者，脅迫、誘騙他人是次級加害者，而普通參與者往往是受欺騙、脅迫或蒙蔽的受害者。

這種“人身自由+情節區分”的處罰模式，比單純罰款更具威懾力，尤其能有效遏制傳銷組織中“組織者”“脅迫者”“誘騙者”等關鍵角色的違法沖動。

三、破解“遣而不散”的治理困境，推動源頭治理

異地聚集式傳銷(如“1040工程”“連鎖經營”、北派傳銷等)的典型特征是無實際產品、無固定經營場所、參與者被“洗腦”后拒絕配合調查，導致執法部門往往只能驅散人員，難以徹底根除。新條款通過以下方式破解這一難題：

對組織者、領導者的拘留：直接限制其組織、策劃能力，切斷傳銷活動的“指揮中樞”;

對脅迫、誘騙者的處罰：提高“拉人頭”的違法成本，減少傳銷網絡的擴張動力;

對上述加害者的拘留：打破“參加一次教育、再次參加無所謂”的僥幸心理，降低人員“回流率”。

通過分層處罰，既能精準打擊傳銷組織的核心成員，又能壓縮積極參與者的違法空間，從根本上削弱傳銷活動的存續基礎。

四、明確執法依據，提升基層執法效能

此前，針對未達刑事標準的傳銷行為，基層執法常面臨“無法可依”的困境——批評教育缺乏強制力，驅散難以形成持續約束，《禁止傳銷條例》的罰款因取證困難難以落實。新條款為執法部門提供了明確的行政法律依據：

只要存在“組織、領導”“脅迫/誘騙”等行為，即可依法作出拘留決定，無需依賴“30人3級”等復雜證明標準;

針對傳銷活動中常見的“口供難取”“證據分散”等問題，行政拘留的調查程序相對靈活(如結合轉賬記錄、聊天記錄、證人證言等間接證據)，更適應異地聚集式傳銷的隱蔽性特點。

這有助于基層公安機關快速響應、高效處置傳銷警情，避免因執法依據模糊導致的“不作為”或“亂作為”。

五、推動社會共治，強化源頭預防

新條款通過明確“積極參加傳銷”的違法性，向社會傳遞“參與傳銷并非‘法外之事’”的信號，有助于引導公眾提高警惕。同時，對“脅迫、誘騙”行為的處罰，也能警示潛在的“被動參與”群體(如受利益驅動的參與者)謹慎評估違法風險。此外，治安處罰的快速性(相對于刑事程序)和即時性(當場或短期內執行拘留)，能夠更快阻斷傳銷活動的蔓延，減少對參與者財產和身心健康的損害。

結語

新修訂的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第三十四條通過降低處罰門檻、強化處罰措施、明確執法依據，構建了更嚴密的傳銷治理體系。它不僅填補了行政法與刑法之間的規制空白，更針對異地聚集式傳銷的“遣而不散”難題提供了關鍵解決方案，有助于實現“打早打小、精準打擊”的治理目標，推動傳銷問題的系統化、長效化治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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